当欲望成为藏在书包里的玫瑰

发表于: 2004年08月04日点击： 1441 文章来源:

2004年6月的一天，《中国中学生报》编辑吴若梅接了一个冗长的电话，是一个高一男生打来的，他的目的是要向吴若梅宣告：我要和异性发生性关系，马上！　　　“行啊。”吴若梅不动声色地回答，“可是，为什么呢？” 　　　“我周围的同学都有了，那我也得有。”男生说。“行啊。”吴若梅还是那种缓慢的语调，“那你和谁啊？” 　　　“和我女朋友啊！”男生理直气壮。　　　“好啊。可是如果你想和女朋友发生这种关系，那就得有个长远打算吧？你爱她吗？打算和她结婚吗？” 　　　“我们俩长不了，高考完肯定分手。”“哦？为什么？” 　　　“我根本不喜欢她。但是我们班男生都有女朋友，我也得找一个就找了她。她特别喜欢我。” 　　　“那这事儿你和她商量过吗？” 　　　“没有。但我知道如果我强烈要求，她一定会同意。她特别喜欢我。” 　　　“可是你想过没有，如果你将来的妻子，在结婚前和别人发生过性关系，那你……” 　　　“那绝对不行！”没等吴若梅说完，男生斩钉截铁地接道。　　　“哦，那你想，你将来肯定要和这个女朋友分手，如果她将来碰到一个和你有一样想法的丈夫，那你不是把她害了吗？” 　　　“嗯……那也是……”男生犹豫了半天，又执着地说：“那你看这样行不行，我家有钱，我去找‘小姐’行不行？” 　　　“行啊！当然可以。”吴若梅心里咯噔了一下，但声音还是很平静：“可是找小姐，你要考虑到安全问题。即便采取了安全措施，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不出问题呀……如果这些我们都不考虑，还有法律问题呢？” 　　　她慢悠悠地说：“你现在闭上眼睛，试着想像一下那个场景，警察进来了，把你抓住了，他会问你问题，比如：你叫什么？你的身份证呢？你还是个学生吧，哪个学校的？……我可以跟你打赌，不出4个问题，就能把你问哭，你信吗……” 　　　来来回回40多分钟，那个男生最后叹了口气说：“吴老师，你说服我了，我不做了。” 　　　听到这句话后，吴若梅终于松了口气，说：“我很感谢你。” 　　　“谢什么？”男孩儿大惑不解。　　　“我要感谢你，在发生这种行为之前，想到了给我打个电话。而不是草草地就进行了。感谢你这么信任我。” 　　　话虽这么说，吴若梅心里依然很沉重。当编辑之余，她从事了12年的青春期性教育工作，并在北京电台《今夜私语时·青春版》担任了8年嘉宾主持，对她来说“这样的事太多了”。家里、办公室里，成百上千封信中，随便抽出一封，不是讲述青春期情感的，就是谈论性问题的。“讲女生怀孕的事儿，每星期至少会有一封。”据吴若梅所知，就在不久前的北京市中考体检中，某区就检查出了3位已经怀孕两三个月的女中学生。　　　“对于这些孩子来讲，接受这个访问，都带有一点自我总结的性质” 　　　对张引墨来讲，事实远不如人们想像得那样复杂。　　　“我几乎是被动的。”她笑着说。当她把作这个研究的打算散布出去后，她更多的只是等待。在近一年的时间里，她碰到的多是这样的情景———一位受访者打电话来：今天就见面吧。　　　张引墨：今天我太累了，能换个时间吗？　　　受访者：不行！就今天。也许明天我就不想讲了。　　　于是，张引墨常常在结束白天的工作后，疲惫地赶到约定地点———通常是一家肯德基或麦当劳，要两杯饮料，就着薯条和烤鸡翅，开始谈论这个被大多数人认为难于启齿的话题。　　　只要谈话一开始，张引墨的疲惫很快就消失了。很多时候，是受访对象一个人侃侃而谈，她很快便由一名访问者变成了一个倾听者。　　　促成张引墨写这本书的原因，是在她作为《中外少年》杂志8年编辑的过程中，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学生，在尚未具备处理性行为应具有的知识和心理能力时，就开始了尝试。对于后果，他们更是知之甚少。　　　问题似乎远远不是发生性行为本身那么简单。　　　让人印象颇深的，是受访的13个孩子中，在描述拥抱或接吻的感受时，很多使用了“温暖”这个词。　　　一位女孩子这样说：“我觉得抚摸有一种温柔的力量，能让人安静下来。我不记得小时候父母是否给过我很多亲吻和拥抱，就记得小时候去一个阿姨家玩儿，晚上和她的小女儿一起睡觉，阿姨给我们关灯之前吻了我和她女儿的额头一下。我当时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温暖，因为我妈妈从没有那么温柔地吻过我的额头。” 　　　对于他们来说，接受一个异性作为“朋友”，慢慢开始恋爱，再发展到产生“性”，除了青春的冲动以外，还有一种渴望———渴望有人陪伴，渴望感受到另外一个人的关爱，渴望在枯燥的学习之余，还能拥有一点属于这个年纪的浪漫、新鲜和心灵的自由。　　　让张引墨印象很深的，是一个男生的话。她问一个男生：即便产生了性冲动，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排解，比如去跑步，或做运动，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发生性行为呢？　　　那个男生回答说：当然可以，只要你非常喜欢跑步，而且跑完了心理感到非常满足都可以。这个男孩子喜欢下象棋，可他没有时间，除了坐在书桌前学习外，他不能有任何选择。“就一个普通人来说，他应该有自己真正喜欢的事，不然就会产生压抑的感觉。考大学是一条简单的路，不能使人产生兴趣。” 　　　“在北京这个大都市里，孩子们都住在一个一个的单元里，孤单单的。”一位高三时发生性行为的女孩儿，在接受访问时说：“如果突然有一天，一个男孩或一个女孩进入到你的生活里来，就会觉得这个男孩或女孩对你，要比你的父母对你好得多。” 　　　这种孤单的感觉，张引墨认为成人是根本无法了解的：他们很早就要起床、上学、上课，课间和午休的时间很短，激烈的竞争使同学间也很难产生真正的友情。然后是放学回家，家长在不在都一样，因为他们要写作业，家长也尽量不去打扰他们，就是有交谈，内容也全部是学习和考试。深夜，睡觉，睡醒了，又开始同样的一天。　　　“一个女孩子跟我说：放学回到家的那一刻，真正的孤独就开始了。她的父母都属于白领阶层，收入很高但工作很忙，常常很晚才回家。她在家里连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，至多是看看电视，接几个电话，通常连电话也没有。这种孤单就这么持续着，直到第二天她再去上学……”引墨突然控制不住地流泪了：“都在谴责孩子，早恋，去网吧，发生性行为，可谁去站在他们的角度想过：他们到底需要什么？” 　　　他们的“需要”在这种情况下，有时是盲目的，有时则带有功利色彩。女孩儿通常以为，通过发生性行为，可以将男友永远地拴在身边；男孩儿则希望以此将感情推向一个新的阶段，当然，还包括一点“成人”的仪式和可以炫耀的资本。　　　如果时间能够倒流，让生活再来一次，这13位受访者中的大多数，都不会选择在中学阶段发生性行为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感到后悔，或者发现自己做错了，而是他们渐渐发现，那并不是“爱”，至少，不是爱情的全部。他们轻率地将“性”误解为“爱”，将“爱”缩减为“性”。　　　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，每一封都讲述了自己的情感故事，以及在成长过程中的困惑。如果说，《玫瑰》一书披露的中学生性问题已经让不少读者大惊失色的话，那么张引墨收到的这些信里讲述的故事，足够让不了解青春期世界的人惊恐万分。　　　寄自福建沙田的一封信：　　　在我生活的这个地方有不少比您书上所谈的内容要严重得多。例如：我们这里的中学生，从初一开始，已有一半的男女生做过那件事了，有的怀孕跑去堕胎，完了之后，每所学校及一些人便会知道；就在前不久，我校的一位男生和一位女生生下了一个男孩…… 　　　寄自四川的一封信：　　　我们学校很多男生，包括大部分女生已有过这种经验，并且从各种杂志(包括黄色杂志)、影碟(包括黄色影碟)及部分大人(不包括父母、亲戚)那里知道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。……像和我玩得特好的那个W，他初一有的性经验，到现在高一，就交了14个女朋友，发生过关系的就有6个(不包括接吻、爱抚)，而且第一次100%不用安全套，以后发生关系，均由女方去买安全套，他从未买过一次。除了女朋友外，他还有“炮友”，即不是男女关系，而是双方都有“性”方面的需求的朋友…… 　　　一个北京的女生写信讲述她好朋友的故事：　　　她才和那男生见过一次面就说自己已经爱上了他。说得还很痴情呢！认识的第一个星期就做了那事！后来没多久就怀孕了，检查出已经5个月了！后来只好打胎，胎盘是透明的，那男生拿着胎盘嬉皮笑脸地说了一句：“拿这个回家泡酒喝不错嘛！”…… 　　　写信的女生最后问道：“这世上到底什么叫‘爱’？这世上到底还有没有‘爱’？每个人都把恋爱当做是一场游戏。男生这样，女生也这样。真是可怕！……我很怕去爱一个人，也怕被别人爱上，总是和身边所有的人保持一段距离……我不敢想我自己！失恋的故事听多了，我现在把人看得太透了，我不想以后会怎样……” 　　　想想到她面对这种情形的惊恐和无助：一个人在最应该对未来怀有梦想的年纪，却对最美好的感情产生了难以修复的怀疑和恐惧。这本身已经很可怕了。　　　“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。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性教育？”孙云晓说：“那肯定不只是性知识的教育，它应该还包括性道德、性美学、性法律、如何与异性交往、如何维护友情等等，当然，更应该包括如何处理异性之间的感情，如何去爱一个人，如何成长为一个人。” 　　　“最后的决定，是个对自己和他人都负责任的决定” 　　　在大多数家长的印象中，青春期性行为最重大的后果莫过于“怀孕”。但其实对孩子来讲，这虽然也是一件“天大的事”，但远不如“让家长和学校知道”更大。　　　就在前不久，吴若梅接到一对青春期恋人的求助电话——女孩子怀孕了，而且已经有10周了。这两个高三的孩子，都是“被老师看好的学生”，他们迟迟没有去做手术，就是因为不想让家长知道，周围的同学也一直在帮他们四处筹钱。他们向吴若梅打听哪里会比较便宜。据他们所知，最便宜也要400多元钱，这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，不是个小数目。　　　“两个人相爱，到发生性关系，在一个信息如此开放和青少年生理早熟的社会里，我们不能去指责他们。但是安全呢？他们没想过。去便宜的地方———很可能不是正规的医院———做手术，会不会有术后感染或其他问题？他们也没想过。但对于孩子的一生来说，这才是他们最应认识到的‘责任’。” 　　　但是，对于那些盲目地、不是因为爱情而发生性关系的人来说，丧失了对自己“责任感”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伤害。　　　在张引墨收到的来信中，一封女孩子的信让人不寒而栗：　　　“……后来跟一个认识才四天、交往才半天的男朋友做了，好后悔。我怎么就这么贱啊，就这么简单、轻易地把女孩子最宝贵的东西给出去了，我就像潘金莲一样是个荡妇……后来，我怀过一次孕，因为太小了，不敢去医院，只能买药吃，吃了之后有人告诉我，如果感染了，大出血，还会死人，天啊，我当时手脚都软了……当时是10月份，天挺冷的，肚子痛得那么凶，脸色又苍白，所以害怕学校和家里发现，每天就背着书包装着去上学，然后一个人跑到公园亭子里坐着，四面都吹着冷风，就蜷缩在角落里。现在想起来，自作孽！太惨了……我今年满17岁，我不知道全国有多少人和我一样，我这样的经历代表我是个坏孩子，还是代表成长的必然经历……” 　　　而一封寄自浙江温州的信说：　　　“现在，我遇到困难了，你也许就是我的那丝希望，如果可以，请帮助我，尽管我是微不足道的。我十分确定我患上了所谓的‘性病’了，可是，作为一名高二生，19岁(事实上虚岁才17)……跟家里人倾诉是绝对不可以的，不仅是害怕，更受不了妈妈的那种失望伤心的眼神……” 　　　这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情绪。这种在盲目地发生性行为后的悔恨、无助和无望，在孩子中是普遍的心态。　　　《玫瑰》中的一个女孩子也产生了类似的想法：“我觉得，以后为了赚钱，去做＇鸡＇什么的，也无所谓了……” 　　　事隔几年，她顺利地升入一所重点大学，并重新开始一段真正的恋情后，才渐渐走出这个阴影，并开始正视这个问题：“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和实质是：你有没有爱自己，有没有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。应该把这件事想明白，再去做。如果你完全沉浸其中，把其他都抛在脑后，伤害自然会跟随其后。” 　　　她用了5年青春，终于“想明白”了这个道理，但更多的孩子，正处于没“想明白”便要行动的边缘。　　　对当今社会的孩子们来讲，单纯的性知识普及，虽然仍很必要，但早已不是最重要的了。“尤其是高中生，给他提供一些有益的书，他自己就能看明白。”吴若梅开玩笑地说：“如果能在高考试卷里加上这部分内容，就会更容易一些。” 　　　但教育孩子如何去理解“爱”，如何成长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，如何在做错事后，能勇敢地面对并正确认识自己，这些远远不是靠考试、做题或者布置大量家庭作业就能够完成的，不是靠考上重点大学就能实现的。　　　“很多家长和老师都认为，性行为离我的孩子还很远，不必那么担心。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。引导他们学会处理成长中遇到的问题，学会处理自己的各种情绪，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考虑问题，不草率地作任何决定，这才是最关键的。” 　　　在吴若梅的工作经验中，这种引导是建立在平等、友善和诚恳的氛围中的，永远不能对孩子说：“不行，你不能那样做，那是错的。”她更倾向于坐下来和他们讨论，和他们通通信，打打电话，听他们讲述自己的苦恼和愿望，再共同设想解决问题的各种办法和可能带来的后果。“每个孩子都希望你的回答是针对他个人的，因为他和别人不一样。” 　　　她提起那个向她宣告要发生性行为的男生的电话：“如果我直接说不行，也许连一分钟也谈不下去。但是，我希望他能感受到我是理解他的，我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，最后这个结论是我们共同得出的：这样做不行。在他这个年纪和人生阶段，这样做所产生的后果，他无法承担。我想，他能够从我们的交谈中感受到，最后的决定，是个对自己和他人都负责任的决定。” 　　　《玫瑰》中的一个受访者，在结束中学生活3年后，对那段经历做了这样的描述：爱情是把锋利无比的剑，学会爱是项很强大的生活本领。我用血和泪换取了“爱”的经验，得到了与异性相处的“真谛”，连滚带爬地长大，想想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别让我再过一次青春期，我已经幸运地、还算健康地从中逃出来了。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