幸福地“失业”着

发表于: 2004年09月23日      点击: 1087      文章来源:
  1984年,上海小伙杨植峰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。70多人的一个班,三分之一留在上海,三分之一去了北京。去北京的这三分之一里,有4个上海人,杨植峰是其中之一。   “那时候上海还是死水一潭,而北京的立交桥已经造了起来,比上海有生气。”另一个促使他去北京发展的原因,是住房问题。“太挤了,我父母加上我们3兄弟,住在20多平方的房子里。”   如今,当年去北京的4个上海同学中,已有3个回来了,其中又有2个,是在国外兜了一圈再回来的。   1989年,杨植峰去悉尼读书,期间认识了他的广州太太。   1994年,太太从悉尼回上海过春节,那是她第一次来上海。“那天下着雨,从虹桥机场出来,经过延安路时,高架还在修,到处是泥浆,又脏、又冷。”住在杨植峰家,没有暖气,更要命的是,卫生间是合用的。“很小,一蹲下去,脑袋就撞在门上。外头的公共厕所脏得脚都踏不进。觉得上海怎么这样!还没有广州好。”   1999年春节,两人一起回上海旅游。“那时候就觉得好多了。”去城隍庙玩时,太太指着附近的“太阳都市花园”说:“要是能让我住上那样的房子,我就回来。”   不管是出于主观还是客观的原因,曾几何时,大批大批的上海人走了出去;但是今天主旋律肯定是“进来”。很多是外来的人,很多是出去了又回来的人,还有一些是我们想不到的人……   杨植峰来开门,关照不用换鞋——这是在澳大利亚生活时养成的习惯,他说要求客人换鞋不礼貌。   落座,杨太太端上大麦茶和一切为四的正宗广式月饼——杨太太是广州人,月饼是老家寄来的。   “我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,不过,广东人都说这是最好的。”杨植峰开口就是普通话——在北京先后工作过6年,时不时地,透出点京腔。   只有在和钟点工交谈时,用的是母语上海话——1984年大学毕业时,离开上海去北京工作;5年后,去了澳大利亚读书;2000年迁到北京工作;2001年回到上海……杨植峰说,要是晚生个10年、20年,要是他毕业时的上海能有现在这么好,或许他就没这么折腾了。   上海—北京—悉尼   “如果能住上这样的房子,我就回来”   2000年悉尼—北京—上海   4年买了5套房   2000年,杨植峰果然回来了,不过第一站是北京。   第一件事就是买房。“否则,你就永远没有自己的家。”第一次买房时,还有“内销房”、“外销房”之说,可选择的楼盘很有限。专程从北京飞回来,用了5分钟,定下了一套房子。后来,杨植峰每次买房,都不超过5分钟。   2001年回到上海。第一套房子住了没几个月,买了第二套,那时没有了“内、外销”之说;搬去第二套住,把第一套重新装修、租掉,后来又买了第三套;去年“非典”期间买了第四套,就是现在住的这套;手头正在装修的是第五套……没有一套是房子住满一年的。   “上次我给我妈打电话,说‘你记一下电话号码哦’。她说,‘啊!你们又换啦!’”“只要不让我越住越差就行了。而且,上海的房子总价比悉尼便宜,还投资得起。”杨太太对此也没什么异议。   2003年,公司亚太区大亏损,杨植峰趁势幸福地“退休”了。结束了小半辈子的折腾,闲在家里,看看书,写写东西,他觉得,这才是学中文的人该做的。   不想另找一份工作。因为上海的生活成本不高。“在悉尼的时候,叫个车,就要四五十澳币(1澳元约相当于5元人民币),一个晚上花费200澳币是常事,算算就心疼。”当他的位于镇宁路口的金桥花园从6200元每平米涨到1万多元,而其他的地产也有相当涨幅的时候,在上海做一个寓公的选择是顺理成章的。   也不急着回悉尼。“像我们这种第一代移民,毕竟没法真正融入到别人的文化里去”。杨植峰说,在悉尼工作时,每个星期,公司都要组织员工一起去泡吧。端着酒杯,他觉得索然无味,可还是不得不陪着耗到半夜三更。双休日,老外喜欢到农场去,“玩是可以,但割草、剪羊毛,我是不干的。”   “中国人么,还是喜欢吃吃喝喝的呀。”这个世界上,还有比上海更舒服的吃吃喝喝的地方吗?

七嘴八舌:

#1 ☆花剑七☆04-09-29 13:14:04说道:
真好。不知道我什麼時間才可以幸福地退休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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